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——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与[1]

'追求用水秩序的努力——从前近代洪洞的水资源管理看与[1]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编辑整理：www.sodu.so编辑:王力来源：sodu小说排行榜新浪　　山西省洪洞县地处黄土高原东部，气候干旱。这里自古以来以农业生产为主，长期承受着水资源紧缺的沉重压力，建立与维护用水秩序成为关系到民众生活、社会安定的头等重大问题。洪洞县“境辖二百馀村，溉田之渠逾四十”，北宋元祐年间（1086～1094），提点河东刑狱张商英即曾在其《霍岳》诗中称道“水涵千顷富，源发四渠长”，民国初年的县长孙奂仑亦称“渠务为地方自治最重要事”。　　从前近代时期洪洞的情形来看，对于水资源问题的重视，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：一是对于人们心目中与“水”有关的神灵的祭祀，一是对于现实社会中水利事务的管理与经营。对于前者的神圣意义，自然勿庸置疑，而祭祀亦非单纯的“人—神”对话。现存广胜寺水神庙的万历年间《校正北霍渠祭祀记》讲到霍渠祭祀时，坦然直率地说：“当事者以众散乱无统，欲联属之，遂定为月祀答神，贶萃人心，此祭之所由来也”。对于洪洞霍县交界之四社五村的调查也证明，“社首权威的授受和建立，是通过祭祀仪式实现的”。这样看来，祭祀活动的目的之一是请神灵作为聚合人心的中介，而祭祀也就成为“人”与“人”对话的别种组织方式，成为人世间交涉管理的途径之一。就这一意义而言，这构成了一种“人—神—人”的水资源管理模式。　　本文的讨论，将侧重于后者，即现实社会中“人”对于水利事务的经营，侧重于考察地方社会水资源管理事务中“精英人物”的活动。由此入手，我们有机会更加具体地观察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，有可能获得更为丰富、更为逼近社会现实的认识。 一、秩序：传统的重申　　前近代时期的地方社会中，“秩序”的建立与维持，无疑是地方官府与民间精英人物所关注的中心问题。这里既包括上下尊卑不容含混的统治秩序，也包括家族内部的生活秩序、乡村邻里的共存秩序、社会生产的运行秩序，等等。　　所谓“秩序”，事实上是社会结构、生存方式的反映，它往往体现为若干“规矩”的集合，凝固于民众普遍接受的“传统”之中。或许可以说，几乎所有的“秩序”，都是通过环环相扣的“程序”才得以落实。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挑战，不断构成对于既有秩序的冲击。既因应现实而制订规矩、调整规矩，又在调整过程中不断重申传统——这成为洪洞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习见程式。（一）水利规约：渠册与渠规　　在洪洞，负载着有关水利事务之管理原则的文本，主要是诸渠编修的渠册以及与水利相关的碑刻。　　渠册是记载水利规约或曰渠规的簿籍；而所谓“渠规”，即有关渠务的各种规矩约定。民国初年的洪洞县长孙奂仑曾经指出，　　（诸渠）公共联合既极巩固，册例规约又极严明。……虽文有精粗疏密之不同，然同渠之人，无不奉为金科玉律焉。。当地民庶也说，“至于渠册，虽野老耕氓，奉若金科玉律”。　　在现存四十馀份洪洞渠册中，我们既可以看到有关当地水资源管理的“有形”内容，如有关阖渠事务的各种规定，涉及权利义务的具体周密条文；又可以观察到“无形”的内容，如条文背后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，当时当地处理各类关系（例如围绕水事的人/神之间、官/民之间、民/民之间的关系，等等）的原则与方式。　　渠册为建立相对稳定的用水秩序而建，“地亩夫册之修辑甚为完善，而纠葛亦因之以少。治法治人两得之。”其中繁细的规矩强调着传统，体现着沿渠上下利益关系的分配与保证。渠规中的章法，通常建立在民间习惯的基础之上，是受到官方支持、保护的民间规约。　　清涧渠渠册附录的乡贡进士郭鹏鸣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所作“案述”中，记述了该渠自金代天会二年（1122）开挖以来，“渠例”“渠规”的修立传承经过。据他说，自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洪水致使“失册”之后，六十馀年间，　　古规无凭稽考，居上游者任意使水，以致有是年五月之讼。幸际邑侯贯甫陈老父母，详察结讼之由，知条规不立，霸截滋生，不为严断章程，而后日之讼必将蔓延无已；乃集两造断定分节按日使水之规，又指示严立条规之肯綮，谕令鹏鸣会同上节本年公直李安邦等，公造渠册，禀请核定。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围绕水规渠册事，地方官与乡绅、渠首之间运作的衔接。渠册不仅是沿渠水户的使水依据，也是官府处置诉讼的决断依据，是连接当地”民”与“官”的有效纽带。　　从某种意义上，渠册也是连接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纽带。这不仅是因为渠册中记录着阖渠水户与神灵“沟通”的途径，也是因为渠册中渗透着一种群体感，寄寓着人们对于合理的用水秩序的期冀——这种秩序本身，尽管是现实生活中不断调整的结果，却在人们心目中上升为权威的化身，荷载着传统赋予的神圣。　　对于洪洞（含原赵城）、霍县交界处四社五村水利簿编辑、保管与传承方式的调查，使人们感受到遵依“祖制”、象征传统的水利簿籍类乎“经卷”般的神圣权威。作为特定文化积淀的产物，这些簿籍成为民众信奉、崇拜的对象。 （二）碑刻：水利规约的凝固与公开　　目前所见水利规约，多以两种方式出现：除渠册外，即是碑文。洪洞的水利碑刻就其内容而言，主要分三类：有崇奉灵异事迹者，有称颂渠首劳绩或褒扬捐赀修渠筑桥、建葺庙宇之功德者，也有不少记载围绕水事之纷争的处置经过者。前两类碑刻，有不少由民间树立。第三类碑刻，内容包括诉讼案例、渠务科派的核定等，往往与渠册条规共存互申，地方官府的介入程度也更深。今仅就此类情形略作讨论。　　作为记叙刊布的方式，碑刻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公开性与凝固性。不同于渠册通常由掌例、渠长把握，碑刻立意于众所周知。绵亘三县的通利渠《人字坝碑文记》，末条明确说：“石碑一样三通，载明原案章程条规。临、洪、赵三县各立一通，以防后人损坏。”地方官府正是着意利用这种形式，保证水事条规与官方裁断的广泛布达。　　重申传统、宣示政令，是官立水利碑刻的重要内容。现存最早的洪洞水神庙碑刻，即金天眷二年（1139）《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》，记载着金代前期赵城、洪洞县民围绕霍泉的水利纷争以及官府的处置经过。碑刻中具载官府申报批覆的上下公文，其中称以往的“户籍水数若干，具在碑石，永为来验”，这一“碑石”，应指北宋庆历六年（1046）所立霍泉渠分水碑，该碑针对庆历五年水利纷争事，核定了“三七分水”的原则。天眷时处理纠纷的重要原则，即“依古旧碑文内各得水分数比附”；判断是否均平的准则，是“考验古碑水数无异”；而当时的处断办法，又是由平阳府幕官“摭其事，再为之记，刻于其石，帖赵城、洪洞两县，置碑二亭，一亭于两县分水渠上竖立，一亭于本府公厅内竖立，免使更有交争者”。而金代这一碑文的内容，又被明代隆庆二年（1568）《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记》引作“考验”的依据。当时洪、赵再生纠葛，洪洞渠长屡兴词讼，口头上却表示“历唐宋旧规，不紊古碑”；官府奉行的决断原则，是“旧规一定，决无相争”，以此为“无事息争之良法”。平阳知府报告调查与处理方案，要求“于两县各立石碑一通，以杜后词”；而山西巡按宣示批覆，也要将“始末情词，刻石为碑，立于本庙居中，永为遵守。”　　从以上三方内容相互关联的碑刻来看，尽管宋、金、明数百年间政局跌宕，政权易手，而有关水利事务的处断原则，却具有高度的延续性。一方方“古碑”也似乎凌驾于王朝更迭之上，具备跨越时代的恒久影响力。　　碑文内容与渠册内容的呼应，是洪洞水利规约的明显特点。碑文所载单一渠道水事争讼的决断文案，往往声明“洞验渠册，查照旧规”，传谕阖渠人等“一体遵守，毋任违规，以免滋讼”；而针对渠际纠纷的处断，则构成分划诸渠利益范围的基础。通利渠、南霍渠、北霍渠、润源渠、长润渠、连子渠、润民渠、第二润民渠、普润渠的渠册中，都抄录了记载明清时期本渠重修或纠纷处置经过的碑记。万历年间的《水神庙祭典文碑》中，规定将祭祀费用“著成贰簿，本县除一簿记卷以备稽查，一簿付渠长轮流收执，仍勒石永为定例，以便遵守。”　　渠册通常由绅民修立，有些会报官核定；而碑刻与官方对于水利事务管理的关系更为密切，立碑事往往有官方直接参与。立碑者的权威与碑刻内容的权威凝聚一体，在百姓心目中份量颇重。　　一方面，碑刻作为规约的载体、裁断的凝固化，立碑者显然希望、也愿意相信其上负载的内容可以广为人知且传之久远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却也看到，违背规约内容的纠葛从来不曾止息。与来自渠册修订者及立碑者的多方制约并存的，是现实利益驱动下的反复较量与讼争。二、管理渠务的自治组织　　前近代时期的洪洞诸渠，多为民渠，除通利渠、南北霍渠等少数渠道外，一般规模不大。（一）渠务组织的性质及特点　　洪洞的渠务组织，就其性质而言，大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：　　第一，是以渠系、以水文边界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水利组织（其中心事务与涉及域面皆不同于以村落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）。　　第二，民间自行组织、自行运转；官方承认其合法性，维护其权利。　　第三，派工征款以“夫”为基本单位，用水量以“水程”为标准，计量原则比较合理。　　第四，管理层由推举出来的地方精英构成，具备权威性，有维持当地水系正常运行、调节用水纠纷的基本能力。对于第三点，需要作一解释。渠务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，是收取相关费用、组织兴工派役。洪洞与水利有关的征款派役，通常以“夫”为单位。“夫”并非简单的人丁单位，而是与灌溉区内的受益田亩数量直接相关：有一定的受益田亩数，即折为一定的“夫”役。它所反映的，实际上是受益户获取的经济权益与所须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关系。正因为“夫”与灌溉田亩的折合对应关系如此直接，在各渠统计灌溉面积时，可以直接以“夫”作为单位。　　将兴修水利所派之工与受益田亩面积直接联系起来，这种方式，体现着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原则，显然较依户丁或按资产摊派更为合理。从洪洞目前保存的资料来看，这一派工方式早在元代即已出现。(二)渠务管理者　　清代《山西通志》卷三十《水利二》提及洪洞诸渠时说：　　胥设掌例、渠司、渠长、沟头、巡水、公直有差。（以境接赵城、临汾，易起争端，故设渠司为详）。从洪洞现存清代渠册规例来看，各渠管理沟道修浚以及灌溉事务的组织大致类同。直接参与管理的人员，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：1、渠长（或曰“掌例”）　　管理诸渠事务的最高头目为渠长，有些渠规称之为“掌例”。所谓“掌例”，是指掌管渠例，监督照章办事之人。由此亦可推见渠规渠例在水利管理中的重要程度，它事实上具有控制用水的权力象征意义。　　渠务较繁者如通利渠，渠长通常不止一位。依其主管事务不同，分为兴工渠长、治水渠长、督水渠长、接水渠长等类别。2、 渠司、沟头（或曰“沟首”）　　在渠长指令下负责“浇灌、盗水等项”事务。3、巡水　　按时插移水牌、巡视水行状况，并且负责巡视保护渠上石桥等建筑。4、夫头　　平时受命收敛钱物、兴工时带领管理夫役。　　除去直接管理用水事务的不同层次组织者之外，还有专门负责祭祀进香的香首、盘首（盘头）。在缺乏固定水源处，祭祀祈雨等类乞灵于“天”的活动意义尤其重要，香首、盘头的地位会更加凸显。（三）对于渠首的推选　　渠首通常在一定范围内产生，轮流担当。就北霍渠两通“历年渠长”题名碑来看，自明嘉靖后期到清乾隆年间，大体上说，“治水之长，一年一更”。而通利渠则允许“蝉联接充”。1、基本资格：　　各渠具体规定不同，但多注重家道、人品、能力等。　　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年）修成的《重修通利渠册》“选举”中规定：　　选举渠长，务择文资算法粗能通晓，尤须家道殷实、人品端正、干练耐劳、素孚乡望者，方准合渠举充。所谓“家道殷实”，通常就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而言。据该渠乡绅孙恩瀛等说：“孙曲村历来村中递选渠长，必取……当年种地十亩之大户。”由此可知当地对于渠长资格之实际核定办法。　　选择渠长的基本原则大体上集中于两个方面：一为“家道殷实”（“上户”、“地多”），一为本人能孚众望。也有的明确规定须自夫头或巡水中选充。这几项条件，实际上已将候选者框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。2、 推选方式：　　“公推”、“公举”，是诸渠渠册中常见的措辞。渠长偶有约定由一姓世代相传者，但通常要由沿渠诸村“公共推选”。推选方式包括逐届临时推举，符合资格条件者依次轮流，或是“签选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多数情形下，并非由全体相关水户直接选举，而是在“合渠公举”的名义下，由渠道各受益村的一些“代表人物”聚议推举出来的。规模有限的水渠如均益、天润、广平等渠，由合渠“选保”“轮膺”；而规模较大、涉及数县的通利渠，则需先集议推举，继而在官方的监督下完成。　　通利渠号称洪洞“第一渠”，绵亘赵城、洪洞、临汾三县二十一村，浇灌土地两万六千馀亩，涉及范围广、人户众多；其渠长的推举方式，经过酝酿调整，应该说是洪洞诸渠中最为完备的。与此相关的材料，集中在刻石于光绪三十二年(1906)十二月的通利、式好、两济渠《人字坝碑文记》附录，修订于次年的《重修通利渠册序》以及《增定通利渠规十二则》中。　　当时的平阳知府刘光炘查勘通利渠截河阻水案，传集该渠绅民孙恩瀛等，令其“会议一经久之计”。孙恩瀛等人的建议集中于选任渠长的方式上：　　合渠上中下三节凡有渠长之村，例系九月初一日签换。……绅等拟仿上三村成法，于应充渠长之村预择公正勤谨、堪胜渠长之任者各若干家，著册定案，作为预备渠长，另单呈核，以便置签候掣。每年即在此若干家内掣签。恐人事变迁，富贵无常，合渠绅民每届十年会议一次，其有中落之家以及事故变迁，公议具呈免充；并各该村有新兴之家，公议更举续增。且续增免充，必合渠绅民认可，方得增减，如有不合宜之处，从长再议。据此，通利渠“签换”渠长已是往年惯例，此时则效法被称作“官渠”的上三村之施行方式，使其步骤更趋完善。首先是限定于某些“应充渠长之村”，按一定标准保举推选“预备渠长”，“合渠德望素隆之耆老、乡里矜式之缙绅公同认可”，才可以呈报官方核准列入预举册内；然后即在此范围内经官府“临时当堂掣签点充”，决定正式渠长人选。　　拟议中的这一过程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：其一，“预择”预备渠长的标准：尽管提及“公正勤谨、堪胜渠长之任”，选择却是落实在“若干家”而非某些个人身上的，而且“富贵无常”、家道“中落”是导致预选范围变化的主要因素，取而代之者，则是“新兴之家”。由此可见，选择虽然会考虑多种因素，其关键却在于家业背景而不在于个人素质。其二，“签换渠长”的做法，与明清以来中央政府铨选任命官吏时的“掣签”“签派”办法一脉相承。在矛盾纷繁的背景下，这一方式靠确定“预择”标准来控制备选范围，保证由富裕民户出任渠长，同时通过带有偶然性的“掣签”，避免垄断、请托之弊，防范“富民避充、奸民争充”；而对于“置签”的审核及“掣签”的“当堂”完成，则使官方的权威性渗透入这一过程之中。'